一部30集的电视剧，真的需要14位编剧共同完成吗？
最近，古装剧《一瓯春》因为编剧阵容庞大而引发网友热议。

观众的看法大致分成两派：一派批评剧情节奏，直言“编剧越多，剧本越差”；另一派则认为，影视行业里编剧地位偏低，不少付出劳动却无法署名的“幕后英雄”比比皆是，《一瓯春》的“坦诚”并非缺点，反而是对编剧权益的一种维护。

透过表面现象，更值得深究的是：怎样的生产流程会催生这么长的名单？这种模式从何时开始？如果剧本质量不佳，编剧是否要承担全部责任？

在采访两位从业超过十年的编剧后，除了上述问题得到解答，骨朵还看到了一个长剧项目落地的艰辛，以及普通编剧在这期间的处境。

从制作方到导演，从平台方到商务，每个环节的人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行事，但常常忽略：一个好剧本的诞生，不仅需要稳定的编剧团队，更需要最懂创作规律的编剧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编剧越多，剧本越差？

《一瓯春》署名编剧过多的情况并非个例。

早在2019年，探险鉴宝题材的网剧《黄金瞳》就因10位编剧而陷入“拼盘编剧”的争议。当时，总编剧张鸢盎受访时解释，多编剧合作是团队的固有模式，每位编剧都会参与拆解原著、撰写人物小传、编写大纲，最后再根据各自特点分配集数。她还指出，多位编剧并不一定意味着“仓促拼凑”，比如12位编剧创作的《沙海》就获得了不错的口碑。

到了2020年，改编自知名网文IP的古装剧《有翡》，编剧及联合编剧合计12人，低质特效和武侠题材古偶化等缺陷，让该剧在豆瓣仅获5.6分。剧集未开播前，主演赵丽颖在微博发布标注“原著”与“改编”的汉堡对比图，疑似批评《有翡》剧本被魔改；随后，原著作者Priest和晋江文学城共同声明，希望剧方改编时尊重合同，使事件持续发酵。

IP改编剧常陷入“魔改”争议，现代剧也难以避免“脱离现实”的批评。

2021年，现代剧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编剧人数达到16人，片头列出了6名编剧、3名联合编剧、3名剧本编剧、1名剧本总监和3名责任编审，人数和类型都令人咋舌。但考虑到该剧涉及特警这一特殊职业，或许可以解释为对敏感原型的严谨处理。

到2022年，取材于现实律政案例的现代剧《女士的法则》，编剧团队超过10人，与豆瓣5.2分的低分并列，再次印证了“编剧越多、剧本越差”的观点。

从观众角度看，人设前后割裂、故事主线断裂、伏笔回收草率、台词注水等问题，似乎都能直接归因于编剧过多。

但更多案例显示，编剧人数与剧集质量并不直接挂钩。 一位编剧能写出豆瓣国产剧最高分的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两位编剧也能写出最低分的《东八区的先生们》。

在一些编剧看来，包括《一瓯春》在内的剧集给所有编剧署名，反而是最正规、最维护新人编剧权益的做法。

入行超过十年的编剧张琳涵，曾创作长剧、电影和短剧剧本，她向骨朵介绍，按行业惯例，编剧通常要写完完整剧本，比如至少写一集且内容最终被采用，才能获得署名权。

2015年入行的编剧小野（化名），参与过长剧、短剧和动画项目，她在采访中透露，《繁花》古二事件对编剧行业确有影响，片方考虑负面舆论风险是一方面，更积极的意义在于，业内确实对新人编剧给予了更多尊重和关注。

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编剧？

在《一瓯春》的相关讨论中，有观众提问：“这么多人一起编，难道不会起冲突吗？”这个疑问点出了关键：外行凭常识就能感觉到，多人共写一个剧本本就隐藏着协调难题。说到底，“编剧越多、剧本越差”只是表象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编剧？

这个问题离不开长剧立项和过会两个重要环节。

具体来说，立项指制作方进行拍摄制作备案，通过广电部门审核后，剧集才获得合法拍摄资格，这个阶段编剧只需写一个粗略的大纲。

过会则指项目从前期开发到开机前，依次通过平台多轮内部评审会议，获得相应评级和推进许可的过程。

据骨朵了解，为提高效率、避免反复修改，许多长剧项目常采用策略：先由知名大编剧参与策划、拟定大纲，再由团队中不知名的编剧配合写出前5集剧本后上会。

评审会议中，平台、资方、导演、商务等都会提出意见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，编剧需要平衡各方意见进行修改。

片头编剧、联合编剧、剧本编剧、文学责编等不同头衔的编剧由此产生。

综合两位编剧的介绍：片头编剧通常是执笔人，而联合编剧不一定执笔，可能是合作方或平台负责审核剧本、提出意见的工作人员。对于内容宏大复杂的剧集，如历史题材，大部分文学责编类似历史顾问，为剧本中的硬核知识提供意见；此外，改编小说的原作者或挂名的大作家、大编剧也会被算作文学责编。

但真正影响剧本质量的，是平台在评审时若未给项目高评级，整体预算减少，编剧预算也会相应削减，原定编剧往往被更换。“他们可能觉得反正前5集已经过了，找谁写都一样”，小野感叹。 接手的编剧对剧本不熟悉，在赶工期、定金低、多方介入、创作空间受限等多重压力下，编剧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剧本最终质量可想而知。

影视行业最初并非如此。

小野回忆2016年入行初期的行业状态：20多集、30多集的原创项目基本以一年为起步。除了创作时间宽裕，待遇也比现在好。她所在的6人团队，包括她在内的4名编剧，都是影视公司内部员工，在坐班费基础上，剧集播出后还能按集数分得剧本费。

“我们内部的编剧就是拿工资，也很低，就几千块钱”，“当时一个项目，我们也能做很久，虽然钱不多，但做的时候，每个编剧都沉浸其中去写。”

从写剧本前期的调研、查资料、采访行业人员，到后期编剧团队每天一起开会，成员相处时间更长，剧本沟通和推进也比较顺利。

这种耐心打磨项目的环境并未持续太久，小野感觉，行业从2018年开始迎来变化。

回顾来看，那段时间正值网络剧行业的巅峰期，各大平台案头堆积了大量项目书，众多项目争抢过会名额。过会变成了一场场争夺战。繁荣景象也带来诸多不良现象，行业鱼龙混杂，演员片酬飞涨，收视率造假等问题纷纷暴露。

2017年6月，广电总局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》，明确要求“未通过审查的电视剧、电影，不得作为网络剧、网络电影上网播出”。这倒逼各大长视频平台在内容采购上采取更谨慎的态度，从剧本源头控制风险，项目上会评审，上新数量也在平台管控下逐渐收缩。

小野称，她们当时写的一个剧本，被某平台直接退回，此后拖延许久，不了了之。

当平台掌握项目推进的评判权，如何靠前几集剧本赢得平台青睐，成为最重要的安全阀门。那些“安全、可控、符合爆款公式”的剧本更容易获得平台青睐；写初期大纲时更愿配合平台意见、而非坚持创作自主的编剧，自然更容易存活。

长剧落地，多方力量的博弈

一个长剧能走到观众面前，需迈过多道关卡、耗时数年，长剧的“存活率”远低于短剧和AI剧。制作方、平台、导演甚至演员等不同主体都想“出一份力”，或降低风险，或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。

因此，长剧落地的背后，是一场话语权博弈。

在各方力量中，作为出资方和播出方，平台掌握更大话语权。张琳涵认为：“如果幸运地遇到懂创作的平台是好事，最怕遇到一群不谙世事也不尊重创作的对接人，提出一堆矛盾的建议，对编剧来说非常痛苦。” 对于导演这一重要职位，张琳涵也指出，“国内许多导演其实不太懂剧本，只是自认为懂而已。一般懂剧本又懂拍摄的导演，基本已成为大导演。”

小野则想起她参与的一个中剧项目，某平台制片人想拍网文原著中的“大闹婚礼”，觉得情节很嗨，但小野和搭档认为场景太浮夸，不适合荧幕。后续导演否定了方案并拒绝修改，他因指导过小爆款、有一定话语权，能通过影视制片方与平台沟通。

小野说：“一些意见都是从各自位置出发，你不能说他们全错，但可能他们关注的是自身利益”，“除了编剧，其他没写过剧本的人都没有经验，很多人提的点都是自嗨的点。” 也就是说，如果编剧写过爆款或有一定口碑，才有话语权保护自己的剧本。

最终，围绕剧本写作成为一场场话语权博弈。但项目从立项到落地的主导权之争，无关对错。站在制片人角度，他们需要评估成本和风险。张琳涵对骨朵表示，目前影视项目是甲方市场，“好的制片人，要懂剧本、懂制作、会拉投资、能说服各方、做出正确选择、控制成本。这很难，我非常理解他们。”

在长剧市场整体收缩的当下，平台进一步提高过会门槛，将更多风险前置的举措也就不难理解。

2025年7月，社交媒体流传出腾讯内部新规，要求开机前全剧本验收，改变了以往拿前几集剧本过会、边拍边写的模式，体现长视频平台为降低烂尾风险对项目的极致把控。

同期流传的其他规定，如只做A+、S、S+级头部项目，以及向大IP、头部演员、头部导演及制片人倾斜，表明资源只向头部集中的趋势未变，编剧人微言轻的处境仍未改善。

近年来，AI短剧不断抢夺长剧观众，中剧热潮也逐渐兴起。相比长剧，中剧成本更低、周期更短、内容更浓缩；有人认为，中剧或许能倒逼编剧将剧本写得更精炼。

但对许多编剧而言，长剧、电影仍是传递内容与情感的主要载体。短剧成本低、周期短、市场大，却无法与前两者相提并论。张琳涵坦言，中剧更像是平台为降本的无奈举措，“质量好坏不由剧的长短决定”，“许多中剧，不如竖屏短剧下沉，又没有长剧的精良，挺割裂的。”

骨朵曾听一个编剧抱怨，现在影视行业只有头部编剧，没有腰部编剧一说。可一个呈断崖式分化的行业，注定不健康。观众看到的烂剧剧本，从不是编剧“从一而终”的个人创作，而是在各方力量博弈后，创作规律向现实利益让步的拼凑产物。

在这条人人都能插一手的流水线上，最懂创作规律的编剧，反而位于话语权的最底层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骨朵网络影视”（ID：guduowlj），作者：GuDuo骨朵编辑部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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